唐顺神色淡然，扫视了一眼日国使团，随即看向宫本酷一，开口道：“先前这位兄台阐述了龙泉驿的发展背景，其中略有不足，在下就厚颜一些，再做部分赘述。”
“据史实考证，龙泉窑的兴起很大可能和龙泉窑为宫廷烧造‘贡品’有关。因为当时江南一带属于吴越国的钱氏王朝统治，钱氏王朝一直奉行与中原修好的策略，于是瓷器成了重要的‘贡品’。”
“有关专家在考古搜集时曾找到这样一件淡青釉罐，其外壁釉下写着‘天福元年，重修窑炉，试烧官物，大吉’。”
“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936年，天福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，吴越国是宗后晋的。据此推测，当时所烧的‘官物’除了吴越国宫廷自用以外，很可能还向石敬瑭进贡。”
说到这里，唐顺略作停顿，才接着道：“不过，在当时担任贡器烧造任务的主要是越窑，其贡器也称‘秘色瓷’。秘色瓷起于晚唐，因为供奉之物，臣庶不得使用，故曰‘秘色’。”
“但是，龙泉窑也烧过‘秘色瓷’的。宋人庄绰《鸡肋编》中便有记载:‘处州龙泉县多佳树，地名豫章，以木而著也，又出青瓷器，谓之'秘色'。钱氏所贡，盖取于此。宣和中，禁庭制样须索，益加工巧’。”
“庄绰一生大约经历了北宋神宗、哲宗、徽宗、钦宗和南宋高宗五代。曾在南北各地的郡县做官，足迹遍及京西、淮南、两浙、闽省、赣省、荆湖和广南。交游甚广，见闻颇丰，其记载应比较可信。”
稍歇口气，唐顺不疾不徐的接着讲述：“从这一点来看，‘秘色瓷’的第二阶段是后来居上的龙泉窑青瓷产品。”
“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进贡的瓷器数量很大，《宋史》卷四百八十列传世家二(吴越钱氏)记载：‘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，俶进……越器五万事，金扣越器百五事’。”
“又有《宋会要》:‘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朝，俶（chu）进……瓷器五万事，金扣瓷器百五事’。”
“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，当时贡奉北宋太宗的秘色瓷器达十万多件。如此巨大数量的贡瓷应该不是在自愿条件下进行的。”
“而这样庞大的生产量也是越州窑所无力承担的。另一方面，越窑因为各方面原因而逐渐衰落，导致南方的制瓷中心向龙泉窑转移。”
“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越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传入龙泉，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，龙泉窑产品的质量迅速提高。”
“龙泉窑以担负‘和平’的贡器使命，换来了它自身发展的契机。从北宋开始，龙泉窑逐渐取代越窑，一跃而为江南第一名窑。”
说到这里，唐顺话锋一转，接着阐述道：“另外，有关龙泉窑的创烧争议，其实也大可不必。”
“据史实考证，龙泉窑创烧时间，应在五代之前。只是，那时候刚刚建窑，而并未扬名。因此，断断续续，作品不多。”
“之所以后有争议觉得它是从北宋创烧的，主要是龙泉窑的发展，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崛起的。崭露头角，从而广为人知。”
“另外……”
唐顺话锋再次转换，淡然道：“龙泉窑的发展是跟大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，跟当时的天下局势息息相关。”
“北宋覆灭后，北方人口大量南迁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，北方的汝窑、定窑等名窑又被战火所破坏，其制瓷技术传入到南方。”
“这时的龙泉窑结合南技北艺，迅速走向成熟，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进而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。”
“不仅胎釉配方、造型设计、上釉方法、装饰艺术及装窑烧成等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，器形种类更是大大丰富。”
“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、多次上釉技术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，釉色纯正，釉层加厚，在南宋晚期烧制成功粉青釉和梅子青釉，达到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，这才在我国瓷器史上谱写下光辉的篇章。”
唐顺侃侃而谈，娓娓道来，显得从容不迫。
“另一方面，南宋立国水乡、海隅，水上交通发达，有利商业、贸易的发展。北宋时，官方就在我国东南沿海的粤城、明州、杭城、泉州设立了‘市舶司’，直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，南宋政府更把海外贸易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。”
“对外贸易量的增加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，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、阿拉伯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。”
“据史料描述，当时‘窑群林立，烟火相望，江上运瓷船往返穿梭，日夜繁忙。’瓷器内销运往临安，外销经瓯江出海，远销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一带。”
说到这里，唐顺看了一眼计时器，发现时间仍有富余，他才继续不疾不徐的讲述：“据史记载，从13世纪开始，龙泉窑出现了两大系列的精美产品，分别是‘黑胎厚釉青瓷’和‘白胎厚釉青瓷’。”
“黑胎厚釉青瓷的产品数量比较少，迄今只在龙泉大窑、溪口两地近十处窑址中发现这类瓷器。而且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同烧的。”
“其中溪口瓦窑垟窑以生产黑胎厚釉青瓷为主，其他瓷窑以烧白胎厚釉青瓷为主，兼烧一部分黑胎青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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