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着，胡立德又说到了事变发生期间的一些报道，是关于张学良和国民政府的报道：
“9月19日上午，天津《大公报》记者等一批报人驱车到协和医院，采访疗养之中的张学良，未等记者开口采访，张学良就告诉大家说：君来必为采访沈阳之新闻了？实告君，我已令部下士兵，对日兵之挑衅，不得抵抗。故北大营我军，早令收缴军械，存于库房。昨晚10时许，日兵突以300人冲入我营，开枪相击。我军本未武装，自无抵抗，当被击毙3人……日兵占领所有交通机关，连本人住宅，亦有日兵守卫，惟截止上午六时止，秩序未坏，我方官兵，悉不准备抵抗……日本此次，既未下最后通牒，又未宣告开战，而实际采取军事行动，令人不解，仍望国民冷静隐忍，勿生枝节。’”
“9月19日下午，张学良又于协和医院会见了外国记者，《盛京时报》于当日发表题为《此时务须镇静——副座对日冲突谈》的报道：昨夜接到沈电，惊悉中日冲突事件，惟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，亦无开战之理由，已经电沈，严饬其绝对不抵抗，尽任日军所为……此时务须持镇静态度，当经通饬关内外，严肃纪律，勿得轻举妄动，一切经过真相，均经报告中央在案……是否以东北军单独之立场而从事解决，此时尚难言明。云云。”
“你们看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少帅，这就是他在事变后第一时间对记者们展现的真相，竟然还再三严饬部队，要求绝对不抵抗！这个少帅、这个少爷糕子，还说什么‘早令收缴军械，存于库房’，还把‘悉不准抵抗’当作荣耀的事情！还说‘日本未宣而战’，还要‘尽任日军所为’。这是多么荒唐、多么可笑的命令！他竟然连一个军人基本的立场都没有了，连一个中国人基本的立场都没有了！事态铁定坏到已经不能再坏了，他还在妄谈‘仍望国民冷静隐忍，勿生枝节’，简直是荒唐之极！”
“就在这一天，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，请国联主持公道；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。”
“9月21日，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；9月23日，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，希望对方‘深切关怀’。”
“9月22日，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《国存与存，国亡与亡》的演说：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，先以公理对强权，以和平对野蛮，忍痛含愤，暂取逆来顺受态度，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……此刻暂且含忍，绝非屈服。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，和平绝望，到忍耐无可忍耐，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，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，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，宁为玉碎，以四万万人之力量，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。”
“9月23日，国民政府《告全国同胞书》：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，以待公理之解决，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，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，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…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，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，为自卫之准备，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。”
“可以说，这次事变，国民政府并没有对立即对日军侵占东北反击的打算，而是采取了忍痛含愤，诉诸国联，弥合分裂，准备抵抗的态度。但这总还没有丧失最基本的立场。”
“可恨的事情在‘九一八事变’结束后，张学良还没有觉悟。这一年十二月中旬，蒋介石在粤方的逼迫下下野。十二月下旬，接替蒋上任的是孙中山总理之子孙科。孙科上任后，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“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，积极抵抗”、“惟日军攻锦紧急，无论如何，必积极抵抗”。但是，张学良还在这种情况下，秘密会见日军代表，驻扎锦州的部队在未向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，悄悄撤出锦州，将这一军事重镇、战略要地拱手让给了日本人。日军随即南下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，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。”
说到这里，胡立德咬牙切齿，怒其不争的表情溢于脸庞。
“在事变的第二天，日军侵占沈阳，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。民国二十一年二月，东北全境沦陷，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少帅丢掉了整个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沃土，日军占领了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三倍多的土地，三千万东北民众沦为亡国奴。这富饶广袤的土地将在以后成为日军全面侵华的后勤保障基地。张作霖多年经营，东北是中国最为富裕的土地，这片土地当时占中国经济总量一半左右，工农业资源也是极其丰富，工业基础走在整个亚洲前列。张大帅父子这些年的经营、这些海量的战争资源都成为了日军的战利品。张少帅下令无条件放弃，这真是资敌与犯罪！”
“大帅张作霖在东北建立了最为完善的军事工业，建有亚洲最大的兵工厂，几个兵工厂占地达数千亩，东北军各武器库和兵工厂库存了大量的武器弹药：迫击炮和各种口径大炮3000多门，炮弹五十多万发，坦克和装甲车26辆，各式机关枪5000多挺，各种步枪、手枪15万多支，子弹300多万发，汽车5000多辆。这些库存的武器弹药，足够给中华民国武装至少20个现代化整编师。此外，当时民国最强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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