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些掠夺的黄金、白银和战略物资有价值多大,我给你们说说民国二十年夏天长江流域、扬子江流域大水灾及救灾筹款情况,你们就有一个对比。民国二十年七月,也就是‘九一八事变’前两个月,长江中下游发生水灾,江淮流域八省受灾。汉口堤防因此溃堤,汉口本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点来源,执著于剿共的国民政府,军事消耗早已让财政捉襟见肘,这次水灾、尤其是汉口等重点税源地受灾,让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。受大水影响的人口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,重灾区灾民就有2500万以上,多少民众流离失所。国民政府因前期内战频繁,国库空虚,财政赤字严重。在无力救灾的前提下,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、美麦国际借款、加征税收、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方式筹集钱款救灾,从这年夏天到年底才筹集仅仅6000余万救灾款。从救灾筹款来看,就知道九一八事变该让东北、中国损失有多大。”

“区区三百人的一个关东军大队就敢进攻一个装备精良、兵力八九千人的独立旅,进攻数十倍于己的军事重镇沈阳,这无疑是胆大包天。然而却让他八个小时得逞,这狂妄大胆的背后,无疑是日本关东军对东北军乃至国民政府恐日心态、恐日政策的准确分析与把握,是日本关东军对张大帅、张少帅这种消极保存实力的军阀心态的准确分析与把握。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准确分析与把握,日军少壮派才敢于以小博大。”

“东北三省的丢失,让东北民众流离失所,逃入关内的居无定所,妻离子散,留在东北的也是水深火热,日本迁移日本国民到东北,以极低的价格强购东北农民的土地,甚至是直接掠夺农民手中的土地,不知有多少东北农民因此流离失所。还有,东北农民自己种出来的优质大米,日本人根本不准他们吃上一粒,全部都要上缴,只能吃高粱米和玉米,连高丽人都能吃大米,东北民众民不聊生。”

说到这里,胡立德痛苦地用双手搓着脸庞,用低沉悲伤地声音唱起了《松花江上》:

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,那里有森林煤矿,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,那里有我的同胞,还有那衰老的爹娘。九一八,九一八,从那个悲惨的时候!九一八,九一八,从那个悲惨的时候,脱离了我的家乡,抛弃那无尽的宝藏,流浪!流浪!哪年,哪月,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?爹娘啊,爹娘啊。什么时候,才能欢聚一堂!”

杨安看到了胡立德指缝中晶莹的泪光,叶茗、于满屯、戚大贵都跟着唱了起来,伤悲落泪,杨安也跟着哼了起来,性子冷淡的他双眼也满是水汽。唱到“爹娘啊,爹娘啊。什么时候,才能欢聚一堂!”时,从小没了父母的戚大贵伏在桌上嚎啕大哭,用沙哑的嗓子喊道:“爷爷、奶奶,我还活着,你们要好好活着!你们一定要好好活着!”

胡立德拭去脸上的泪水,拍了拍戚大贵的肩膀,安慰地说道:“五年了,小日本不会就这么下去的,我们要准备!准备打回去!”

听到胡立德讲述这几年搜集的消息,听到日军在东北海量的掠夺,杨安心中震惊不已。他没有见过坦克、大炮,但仅从黄金、白银、粮食、木材、煤炭等现金和物资的数量与救灾筹款来比,这个财富巨大得让人不得不咋舌!一个北大营就有边长四里多的一个正方形营地,只驻扎一个不满编的旅,装备至少20个整编师的大炮、步枪、手枪、弹药,这该堆成多大多高的一座山,这该用多大的仓库、多少个仓库来存放。杨安实在不敢想象这事件,如果他知道什么是坦克、大炮,还不知道该惊成什么样。也难怪当初全国民众一起都对少帅张学良和东北军口诛笔伐!

于满屯、戚大贵、叶茗也是震惊不已,他们这才知道,他们连队曾经的灵魂为什么会选择武汉,这几年胡立德只是一个码头搬运工,却从各种渠道搜集了这么多的信息。面对国仇家恨,他每一次搜集“九一八事变”相关的消息,无疑是往心灵的创伤上洒上一把盐,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痛苦!叶茗终于知道丈夫为什么不苟言笑了,左手搂住了丈夫的腰身,希望籍此给他一点安慰。

叶茗往大家的杯子里加了加水,胡立德略微停了一下,又接着说道:“我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修回来,参加过第一次直奉战争、第二次直奉战争。第二次直奉战争,直系军阀失败,奉系获胜,段祺瑞执掌“中华民国临时执政”的北平政权,张大帅没有遵守“奉军不入关”的诺言,挥师进入北平,在实际上控制了政权。据说第二次直奉战争双方伤亡有五万之众,直系军阀长城防线九门口战役,是最为惨烈的战斗,这个军事要地在20多天双方反复争夺,双方死在这个地方的人竟然一万多人。”

“我哥哥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小学老师。从日本进修回来,我就与哥哥说过日本的情况。他说自从辛亥以来,民国成立后,军阀混战,一直未中断过。世界列强纷纷把手伸入中华民国。他就说了一个成语‘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酣睡’,他认为日本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岛国,历史上对我们国家多有侵犯,这个民族就是极有侵略性。日本明治维新后,已经发展成现代工业国家,是不会容忍我们的国家发展起来,世界列强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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