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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彪的改任还不算是当天的大事，更大的事是本朝第一宗大案：江阳将军黄兴劫法场案。
这件案子从法律上来看并没有什么疑义，毕竟黄兴带着数百士兵明目张胆地去劫了刑场，又杀了数名执法的羽林郎，抗拒追捕，硬闯城门，如果不是被刘彪追上，黄兴已回到军营，或者率众逃蹿，或者举兵进长安。
在以“腹谤”就能杀人的汉朝，黄兴的行为可是确凿无疑的谋反罪。以此来论，就是灭族也不为过，御史中丞就主张将黄兴一家以谋反罪灭族。
但身为御史大夫的樊崇却说什么也不同意。在他看来，营中人都是兄弟，黄兴为营中兄弟起兵，是一种义气行为，虽然他为了救一个兄弟而杀了更多的兄弟，触犯了营中律条，按照“杀人者死”的规矩，应该处死，但是他已经死了，接受了惩罚，这事儿就算了结了，不能再治其妻小的罪，他的儿子依旧会被视为营中的子弟。
樊崇的意见代表了老赤眉军将领的意见，在他们看来，营中结伙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，为此也经常死人，大家已见怪不怪了，根本用不着大动干戈没完没了，一个死了还不算，还要杀人家的妻小，这简直太过分了。
还有那些助拳的人，在一众赤眉军将领的眼中，都是够朋友的好汉，不应该再追究其责任，毕竟刘彪已杀了一百多人，若按打群架的理论，黄兴反而是吃了亏的一方。
你占尽了便宜，还要把被你欺负的人赶尽杀绝，还有天理么？
可朝中的文官不这么想，名义上身为御史大夫的副手，御史中丞却与樊崇背道而驰，铁了心要把这件事办成大案，以震慑后来人。他主张将助拳的人全部按照参与谋反论处，都处死，并让其家属连坐，否则“国法不容”。
御史大夫却完全不和他论什么“国法”，只说赤眉军营中的规矩，御史中丞还要争辩，樊崇却眼睛一瞪，喝道：“你敢杀他们，老子就杀了你！”
这是赤裸裸的威胁，也不知是说给御史中丞听，还是说给高高在上的樊家女婿听的。
“丞相，你怎么看？”皇帝又来了一句经典台词。
徐宣是狱吏出身，对于大汉法律不说是精通，至少也是十分熟悉的，但是却一直没有说话，这也是他入长安后的一贯方式，不是皇帝问到头上，基本不怎么主动发表意见。
他出了列，说道：“禀报陛下，若以谋反论处，黄兴合该灭族，随他作乱者都该弃市。”
樊崇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明显没想到徐宣竟会胳膊肘往外拐，去为御史中丞说话。
徐宣自顾自继续说道：“可臣以为黄兴并无谋反之意，他只是一个粗人，心中没什么别的想法，只是念着兄弟情谊，一时冲动，做了错事。陛下明察秋毫、宽宏大量，必能对此事有公正的裁决。”
皇帝明白了，徐宣与樊崇意见一致，这两个大头领足够代表朝中赤眉系的意见了。
徐宣自从进长安之后，什么事都看皇帝的意思，从不轻易表态，这次却给出了很明确的意见，更显得不同寻常。
御史中丞还想争辩，皇帝却不容他开口了。
刘钰直接定了调，因江阳将军聚众杀人，罪大恶极，应夺其爵，斩首弃市。其他帮凶，皆处笞刑，每人打三十军棍。
至于他们的家属，都没有连坐。
皇帝基本就是和了一通稀泥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要是办成谋反案，牵连太大，处罚太重，几十万赤眉军将士不会接受，皇帝必须要顾忌到稳定的大局。
从刘钰的主观意愿来说，也不想杀得血流成河，他是在营中长大，深知营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，但自有一套人人遵守的朴素规矩，所谓约定俗成，往往比法律条文更有约束力。一旦打破这个规矩，用法律去要求，很容易惹出风波，在目前皇帝没有完全掌控军队的条件下，这么做是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风险。
而作为一个现代人，对于动辄灭族的刑罚，刘钰当然是接受不了，但这也是千百年来一直行使的法律，要动也不太容易。
他只能在国法和习俗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，让各方都能够接受，表面上看是和稀泥，其实何尝不是一种权术？
对于助拳的那些人，必须要惩罚，让大家意识到，在朋友义气上面还有法律，打群架有风险。但改的步子不能太大，不能下死手。只要起到警示作用即可。
由樊崇说的无责，到皇帝说的责打三十军棍，这就是在表明：现在老大换人了，皇帝说了算，营中的规矩要改一改了。
有御史中丞为首的朝中文官要求大开杀戒在先，皇帝的折衷比较容易为赤眉军一系大臣们接受。樊崇也觉得陛下是给了他面子，也就不再争执。
这件事就这么胡弄过去了，营中虽然有一些骚动，但大体平静，一场风波貌似结束了。
可是过了两天，事情却急转直下。
左大司马逄安和右大司马谢逯去上林苑打猎归来，听说黄兴被杀，直接回到城外大营，不回长安城了。
两人甚至召集了营中将领，在一起商议了半日。各将领回营之后，城外大营突然调动，有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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