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们厂能耗偏高的主要原因,在于规模小。合成氨装置大型的比中型的节能,中型的比小型的节能,这是有定论的。所以,要彻底地解决能耗偏高的问题,必须是进行全面改造,扩大规模。这一点,你们各位厂领导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”

沧海化肥厂生产区里,工程师周晓芸向高逸平等几位厂领导和中层干部说道。

“周工,你说的这个,我们大家都知道。但咱们厂就是这么大规模,要扩大规模,不是咱们自己说了能算的,所以你说这个也没用。”副厂长裘国梁皱着眉头说。

周晓芸却是摇摇头,说:“裘厂长,我之所以先要强调这一点,是想说明我们现在的技术改造不宜投入太多。既然我们最终的出路是进行全面改造,那么如果现在投入太多,未来进行改造的时候,这些投入就都浪费了。

“而且,如果我们这次改造投入了太多的资金,那么当我们提出要扩大规模的时候,县里、省里就会因为前期投入的缘故,拒绝我们的要求。”

“你说的扩大规模,起码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。十年以后,我肯定已经退休了。高厂长肯定也已经到县里当领导去了,甚至到地区去当个领导也不是不可能。周工你不会是为你自己打算吧?”裘国梁嘿嘿笑着说道。

“老裘,这种话可不能乱说。”高逸平打断了裘国梁的话。

裘国梁这厮已经50多岁了,成天不务正业,嘴里就念叨着要退休的事情,考虑问题没有一点长远眼光,每次找他参与讨论厂子的发展大计,他都是胡搅蛮缠,摆明了是要拆台。

周晓芸刚才说的那番话,其实是与高逸平讨论过的,关于现在投入过多可能会影响未来扩产的说法,其实也是高逸平的看法。

沧海化肥厂两煤耗过高,受到省化工厅的红牌警告,面临着被关停的危险,沧塘县对此是十分重视的,也表示了可以拨出一些资金来帮助化肥厂进行技术改造,降低能耗。

化工部划出两煤耗低于2500公斤的红线,是基于全国一盘棋的考虑。全国有1500多家小氮肥厂,关掉一部分,对另一部分进行技术改造,这符合“贵精不贵多”的原则。

但对于沧塘县来说,沧海化肥厂是县里最大的企业,如果被关掉了,县里的经济就会受到严重影响,光是一千多职工的安置,就足够让县里头疼。此外,一旦沧海化肥厂停产,沧塘县农业生产需要的化肥就只能依赖其他县的化肥厂来提供,相当于要看别人的脸色了,县领导哪里接受得了?

基于这样的考虑,县经委向化肥厂打了招呼,让化肥厂制订一个技改方案,称县里将酌情给予资金支持。

对小氮肥厂进行技术改造,是时下全国的热点,各地都进行过尝试,也有许多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。对于沧海化肥厂来说,关键是要确定技改的规模,是小改还是大改。

以裘国梁为代表的一干领导,是倾向于大改的。大改就意味着大投入,投入多了,哪个地方漏一点下来,也能成为厂子的福利。财政的钱,不拿白不拿。大改之后,厂子的固定资产原值也增加了,在县里的地位又能进一步提高,何乐而不为?

最初,高逸平也是倾向于大改这个方案的,但周晓芸说服了他,使他转向了先小改,然后再伺机推行全面扩产这样的长远方案。

周晓芸是运动年代之前的大学生,刚上大学不久,运动就开始了,大学受到运动冲击,无法正常上课。在大多数同学都满腔热情地投入运动时,周晓芸是少有的钻进图书馆去看书的学生之一,这类学生被同学们称为“逍遥派”,这个词是带有一些贬义的。

据冉玉瑛向高凡说过的情况,周晓芸在大学期间没有参加运动的一个原因,在于她的出身不好。她父亲是一位国府官员,解放前便跑到国外去了,留下她母亲以及年仅两岁的她。

周晓芸的母亲是浦江一所大学里的教师,解放后依然留校任教,所以周晓芸算是书香门第出身。进入60年代,国内政治运动频繁,周晓芸家的国府官员家属身份便显得非常敏感。尤其是运动来临之时,大家都讲究出身,周晓芸能够在大学里留住一张安静的课桌已是不易,哪还有参加各种组织的资格。

大学毕业后,周晓芸被分配到了沧海化肥厂,或者更确切地说,是被发配到了这个偏僻县城的化肥厂。

按照那个年代的逻辑,她这样的人进厂之后,是会受到歧视的。然而,当年的老厂长胡成林非但没有歧视她,还让她负责设备扩产之后的原始开车,这是一项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,全厂没有人了解这项技术。

周晓芸和时任生产科长的高逸平合作,查阅文献资料,走访省里其他一些化肥厂,学习原始开车的经验,最终制订了一个可行的合成塔触媒升温还原方案,并且一次开车成功,折服了全厂的干部职工。

由于出身问题,周晓芸一直未能得到提拔,目前仍然是技术科里的一名普通工程师。但是,厂里人都清楚,周晓芸是化肥厂当之无愧的技术权威,是可以坐头把交椅的。

高逸平有过与周晓芸共同研究原始开车方案的经历,对周晓芸的水平以及工作精神颇为了解。他接替胡成林成为化肥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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