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午的阳光穿过窗棂,懒洋洋地爬上了我的床头,看了眼桌上爹留下来的小闹钟,已经过了11点了。

我头昏目眩地爬起来,感到颊肿齿胀,半边脸还肿着。其实,比肉体更受伤的是心灵,进厂做了城里人的那点虚荣,在昨天下午被张胖子和一撮毛小李彻底撕碎了,让我感到了无比地羞愧和耻辱。

春日午后的阳光,已经有了暖融融的气息,我就着白开水吃完半张风干的煎饼,身上才缓过了一些劲来。我拖着两条腿踱到了前院,坐在招待所小楼前的水泥台上,目光空洞地望着四周。阳光下的小院此刻宁静而安详,就连那群整日在老银杏树上打闹的麻雀,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。

我住得这个纱厂招待所,与一般意义上的招待所不同,它不是为了接待外面来客,而是专为本厂职工服务的,可以说是方便大伙的一个临时安置点。每年春节前后,当这些女工的丈夫们(也有极少数的男工家属)来探亲时,她们可以向车间申请,再报请厂办批准后,来厂里的招待所住上一个假期。据说每年春节这里都会住客爆满,张胖子和小李一伙猥亵地叫它“xx所”。当然现在春节早就过了,人去楼空,我来的这段时间,还没人来住过。

厂招待所只有一个管理员,就是行政科长钦大肚子的老婆,这是一个长着双疤眼的胖女人,爹让我叫她为曹姨。我这次来接班时,爹专门抓得那两只小公鸡,在我去厂里报道后的当天晚上,就被爹送到了他们家里。爹请她多多关照我,允许我继续住在招待所的配电间里,疤眼曹姨望着扑棱棱的小公鸡,眉开眼笑地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疤眼曹姨平时不来这里,招待所里里外外的一大串钥匙,就常年挂在我住的配电室门后。一般有人要来住时,都会到家里去找她,把批准的手续交了,她才会晃动着滚瓜溜圆的身子,把要住宿的人带过来。这里平常都是爹帮着照看,现在又换成了我,疤眼曹姨继续落个清闲自在。

上个星期天,我在百无聊赖中,打开了招待所楼上楼下的每个房间,搜遍了里面的角角落落,找到了两张过期的饭票,一把断了齿的梳子,几个废牙膏皮和一大堆旧报纸。在一张床板的芦席下,我发现了一个泛着腥臊气味的乳胶套,我拎着它前面凸起的圆头,仔细端详了一番,认出就是我小学同桌三红吹过的那种气球。我气恼地随手扔到了门外,竟然一下子粘到了银杏树的枝杈上。

三红他娘是我们大队的妇女主任,她曾在抄我的作业时答应送一个给我玩,第二天我兴冲冲地问她讨要时,她却推说忘带了。她就这样一而再,再而三地忘带,直到我把这事也忘了。后来就因为这件事,我和三红结下了“仇”,后来又和三红她哥结了“仇”,为此带着两村的孩子相互常年打斗,直到我这次来接班前都没有停止过。

我坐着无聊,心里有憋屈的难受,抬眼看看天色尚早,就想着出去走走。说实话,进城有一段时间了,我还没真正上街去过呢。

我锁好了招待所的院门,踏着路牙石出了生活区。星期天马路上赶集的人流熙熙攘攘,我沿着人民路一直往东,走了大约有十多分钟,就看到了城中心那座高耸的古钟楼了。

午后的阳光有点刺眼,我站在古钟楼下,手罩在额前,仰着脖子去看那块斑驳的牌匾,“玉震金……”我努力想要认上面的最后一个字,身后却突然传来一个沙哑的呵斥声。

“哎——那个小子,你怎么站在这儿呢?”

我吃惊地回过脸来,看见古钟楼旁边的文化馆门前,站着几个留着长发的小青年,一个猴脸披着件军大衣,正瞪着眼珠子,用手指着我。

“你怎么站在这里?没看见这是十字路口吗?”

在他厉声训斥中,我有些发懵,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,一时有点手足无措。

猴脸身边一个小平头看见我张惶的样子,也龇牙咧嘴地继续冲我吼道,“农村来的,第一次进城吧?连交通规矩都不懂。”

“还穿了一身工作服,连大皮鞋都有了,是在哪里偷得吧?”猴脸身边的一个家伙乜斜着眼,上上下下地扫着我。

“不是,是……是厂里发得。”我听他们诬陷自己偷东西,心一下子砰砰乱跳起来,赶紧结结巴巴地解释道。

“什么不是又是的?这个等一会再审你,先绕钟楼转一圈,弄懂交通规矩再走。”猴脸不耐烦地挥了下手。

看见一伙人气势汹汹的样子,我一时不敢再问为什么,赶紧乖乖地绕着鼓楼转了一圈。

我回到了原地,还没有停下步子,猴脸就不耐烦地又催促道,“再绕一圈,这是对你的惩罚!下次进城来就不会忘了,一点规矩都不懂!”

一群围观的人哧哧笑了起来,我不明就里,心里想着为什么还要转圈,呆头呆脑地站在那里,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“哎……”小平头刚要再对我发号施令,忽然脸色一下变了,凑到猴脸的耳边嘀咕了一句:“咱们的死对头,城北二虎来了。”

“在哪儿?”猴脸的目光里露出一丝惊慌,对着身边的同伙挥了下手,低声招呼了一句:“快撤!”

猴脸一伙钻进了身后文化馆大门,我顺着小平头刚才的手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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